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晓丹:优雅从容地怀揣利器(王甜中短篇小说印象)

十月杂志2019-10-11 11:52:57

 

王甜身上的关键词无非有这么几个:“70后”、军旅女作家、四川人。每个词都能解释她写作中某一方面的特质:“70后”洞穿世事时所独有的冷静眼光;军旅作家对豪情与温情的兼爱,纵是傲骨也柔中带刚;而四川妹子更是让隐忍与爆发、犀利与妩媚奇异共处、相辅相承,一不留神便“烫”到沸点,“辣”到极致。

一篇报道还提到了她曾在特种部队服役多年的经历,事实上这构成了一种隐喻,因为她在文坛上也颇像一名低调的“特种兵”,悄无声息地来去,偶尔出手,亮上一招又疾走。很少有人知道这微笑不语的女子怀揣利器,所谓深藏不露。

在她目前已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《火车开过冬季》和《毕业式》里,不难发现,到处都写着“王甜”的一笔一划,就像一枚枚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签名。

主题:总有真相会被无情刺破

作为拒绝纯粹摹写现实的作家,王甜特别看重对作品意义的深度挖掘。她的作品在主题思想上大致有这样几类:

对事实真相的不懈探寻。王甜曾说她在通俗阅读方面,从来不喜欢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,却对侦探小说情有独钟,这一爱好对她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,她的作品常有一种对事实真相不懈追踪的精神。短篇小说《昔我往矣》(发表于《文学界》2009年第8期)中,三个男人用善意的谎言、用一生的时间小心呵护着一个女人美好的爱情,到最后女主人公白发苍苍时得知真相,才蓦然发现过去经历里铺垫着环环相扣、若隐若现的种种线索。在此篇中,真相是必须大白的,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情节与情感的高潮,才能揭示“事实被掩盖,情感却真挚”这一复杂命题。但到了新近创作的短篇小说《雾天的行军》,作品用超现实的手法呈现出对“真相”新的理解。一名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地埋头研究历史,想找出其父亲多年前参军后的下落,最后他发现了历史重演的穿越画面,激动万分地投入进去,没想到却连自己也迷失在其中。在这里,王甜试图传达历史成谜的逻辑性,世事因“不可揭示”而备显丰富、厚重。从不惜余力地寻求结果到接受未知,作者对人生的体悟与思索进入到更深的哲学层面。

对虚伪现实的无情批判。在王甜看来,展示真、善、美,首先要做到不隐恶。这并不单纯源于美学的对照功能,更出自渗透人性的悲悯情怀。其小说处女作《罗北与姜滕》(发表于《上海文学》2001年第4期)里的女研究生为了得到科研数据,不惜拿朋友做实验对象,道出了友谊中的虚伪;《陈大贵出走》(发表于《长江文艺》2007年第7期)里的中年男人为摆脱同床异梦的夫妻生活而带着新欢出走,最后却因经济困顿、感情受挫而偃旗息鼓,他的回归蕴含着无力抗争的无奈,揭示了婚姻中的虚伪;《代代相传》(发表于《山花》2011年第2期)中,一场责任事故被“击鼓传花”式地秘密传递下去,撕开了事业与理想中的虚伪。可贵在于,作者并未止步于批判,犀利的笔触不断挖出虚伪背后的复杂人性。除了《罗北与姜滕》,其他篇目里都没有极端到不可理喻的恶人与恶行,每个人物都有其行为合理性,也都拥有被理解的精神途径。有人认为这势必会削弱其批判力度,但作品却由此进入了另一重解读空间——虚伪性并非合理性,它是生命残缺的客观存在,也是观照现实纯真度的反面标准。只有加深了对虚伪性的理解,才能拓宽我们的认知空间,找到被我们忽视的人性暗物质。

对生命价值的多重追问。王甜以大量作品表现现代人对生存困境的挣扎,让笔下人物戴着镣铐追问生命的价值。《火车开过冬季》(发表于《红岩》2008年第2期)中女主人公小荷在婚姻失败后又在寻求感情的道路上经历艰险:被人拐卖、丈夫暴亡、失去女儿、沦为二奶,最后在寻亲路上发现收养自己女儿的竟然是离婚多年的前夫。时光像是转了一个圈回到原点,已物是人非,而被改变的那部分究竟是什么?《传呼》(发表于《西南军事文学》2001年第5期)里的主人公仿佛被一个传呼绑架了,他根据这电子设备的指令来构建每一天的生活,活得疲惫不堪,几乎令他崩溃。在这里,传呼所代表的是一个大到你喘不过来的世界,谁有力量与之抗衡?就连《十一岁的电影院》(发表于《四川文学》2004年第3期)中的小学生,也在偷偷溜进影院看电影这个行为中陷入了道德焦虑,预示着人生之路不再是简单的对错判断。

在西方文论中,悲剧不是善与恶这两种对立的自由意志,而是自由意志与潜藏在它背后的决定论;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否定,而是自己对自己的否定。受此影响,王甜在深化主题时将矛头直指内部环境——自我的矛盾与冲突。但内在必须通过刺破现实表象才能呈现,王甜深知其理,在面对“必须说,又不能明说”的文学化过程中,她往往像惯使飞刀的侠客,在事实层面上忽的一刺,又凛然收住。这样做的后果是:眼明者自然叫好,眼钝一点的,根本不知道你使过刀,还当对方是一直绷着皮的。比如在新作《二声部》中,老姚去给领导送礼,结果到了领导家的楼下,犹豫良久,“还是被自尊心击倒,没勇气上楼、敲门、满脸堆笑、用抚摸的声音叫‘方局’”。拎着东西回去时,“月光中的影子像个尾巴,像个人生的败笔,巨大而颓废地插在臀上”。而这件事的后果只有一句话:“老姚那只小心翼翼用了六年的景德镇瓷杯就在当天晚上给砸了。他老婆砸的。”寥寥数语,一个男人的性格与观念、在单位与在家庭中的处境都被“刺”到骨子里了。

刺的结果自然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手法——既要穿透,又要掩饰刺的痕迹。

人物:充满命运感,无关强大与弱势

王甜笔下的人物多种多样,若按照其思想发展的趋势,可以粗略划分为两类:一是受困于传统观念的局限型人物,一是在生活中不断加强自我认知的成长型人物。

局限型人物,当以《水英相亲》(发表于《四川文学》2007年第1期)及其姊妹篇《芬芳如水》(发表于《长江文艺》2008年第3期)、《芹的河岸》(发表于《长江文艺》2014年第5期)中“水”字辈的三姐妹为代表。二姐水芹是“认命”的,认命到“像磨得细细的玉米面,可以调成糊,可以团成饼,可以蒸、煮、烤、炸,随着人口味来的”,认命到被人拐卖后顺从地嫁人、生子,认命到第一次带着丈夫、孩子回家时“始终没有感情失控的表现”,“跟任何一个远嫁的女儿回家是一样的情形”。她主动放弃了对不公命运的反抗,在被逼迫的轨道上安全行驶,显示出主人公强大的适应能力和自我麻痹的落后意识。

小妹水芹则是“不认命”的,仗着长得漂亮,“她傲气、不求上进,抵制母亲的命令,也不在乎左邻右舍的说三道四”,但在一个长期封闭的狭隘村庄里,任何一丝区别于传统的气息都是危险的,不久,她因撞见二麻婆隐私而被对方诬蔑,连家人都不再信任她,她在失望之下走上“变坏”的一条路,与一个无业青年同居,在被对方抛弃后,为了生存而成为失足女。当她想重新开始生活而回到家里时,遭到了以大姐水英为代表的家族势力的排斥,只能含恨离去。水芹虽不认命,始终想跳出困住她的小圈子,也始终在寻求亲情、友情与爱情的理解,但她难以在困厄中沉淀、历练,只有沉沦于底层空间。

大姐水英是其中最为复杂的,她一方面稳重、耐劳、识大局、有担当,想以学历来改变自己与家人的命运,当三次高考失利只能以“委培生”的身份上大学后,她决心通过婚姻自我拯救。为实现目标,她不惜和一个初中毕业、小自己五岁的火葬场场长的儿子订婚,没想到在大学毕业之际,还是被幡然醒悟的对方退婚。她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错,只好以剪那件相亲时穿的红毛衣来泄恨。《水英相亲》以一句意味深长的“多么明朗快乐的六月天啊”结尾,反衬水英难以接受的残酷现实。而另一方面,在面对小妹水芹时,水英自视为社会道德的至高代表,站在某一高度审判水芹,从感情上驱逐她,而这微妙的对立并不仅仅是道德问题,连水芹心里都暗暗明白,她“再也不是妹妹,而是女人,是其他女人的竞争者”,“她们变成了敌人,太正常不过了,天底下的女人与女人,不都是敌人?”但水英自己将这一根本问题掩藏了,骗过了自己,她在对水芹的感情制裁中获得了某种补偿——是“难看、老气”对“漂亮、伶俐”的报复,是一种悲剧生命对另一种悲剧生命的践踏。

成长型人物,代表有《毕业式》(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2014年第8期)中的军校生耿帅、《此去遥远》(发表于《神剑》2012年第5期)中的新兵、《罗北与姜滕》中的罗北等。以《毕业式》为例,主人公耿帅在军校这一彰显雄性特征的环境中,因为文弱、个性内向、军事素质较差而自卑,决心在临近毕业时完成两件“英雄之举”(打纠察、睡小雅),以此标志自己走向成熟。但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他发现,纠察已经因街头追凶的义举而受伤,女朋友小雅因家庭困难而不得不傍大款,现实狠狠地给了耿帅一记闷棒。他在毕业拉练中一边回忆失败的毕业式,一边排除自然灾害的险阻完成了军事任务,最后在战友伍世国的帮助下,他终于得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“毕业式”,那一刻,他“脸上带着宗教领袖一般的庄重表情,用虚弱却不容辩驳的声音宣布:‘老子完成了!’”这里的毕业式是两个层级的:一是表面的、通俗意义上的;一是内在的、精神意义上的。当耿帅输掉最表层的那一重较量的同时,他却获得了真实的自我成长,这使人物从现实的混沌中跃升出来,熠熠生辉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无论是受环境约束的局限型人物,还是自我完善、走向成熟的成长型人物,作家没有简单以强者、弱势来区分,而是强调其性格特征所附着的命运感,这既使人物形象得以圆形展示,又使情节发展获得了自然走向。

形式:端庄到危险,优雅到心悸

前面说王甜是怀揣利器的“特种兵”,这里却要加上一条:穿着旗袍与高跟鞋的。是的,这位喜欢刺穿现实的思想锐利者,在形式上却出人意料地优雅,甚至华丽。

语言运用上,王甜的大多数作品呈现出对韵味与节奏的痴迷。例如《昔我往矣》里对老年痴呆症的描写:“在去医院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,永明开始了穿越真实与迷幻两个世界的寻找。……熟悉与不熟悉也是相对而言的,有时去熟了的地方,某一次再去,忽然会有奇异的发现,眼前宛若一片佛光祥云,一棵树变成了从未见过的一棵树,一张脸幻化为梦中的一张脸,周遭的景致混合在一起熠熠闪烁,全然是焕发了青春的新天新地。”“南雁握紧了他的手,她是他辽远的故乡,也是他栖身的小屋,他最广大的世界,只要还能感受到她的温度,天就不会黑。”在《芬芳如水》里女儿被拐后母亲的心理描写:“她们过了一个黑夜又一个黑夜,睁着眼,做了一个噩梦又一个噩梦。妈妈迅速地老下去了,……她渐渐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,坐在矮凳上,定定地瞅着墙上倒挂的簸箕问:‘你在哪儿呢芬女子?’簸箕说:‘我在可远的地方呢。’她又垂下头,对着地上一枝枯草说:‘你可要自家当心暖寒呢芬女子。’枯草说:‘我当心着呢。’

而在结构组织上,作者擅长搭建精致而端庄的叙事框架。如《传呼》以一天当中传呼机收到的信息为线索,交待出主人公在生活、事业、感情上的方方面面;《代代相传》在不知不觉中使用了双线结构,即试用仪器的单位(部队)与研制仪器的单位(科研所)各自的境遇;《杀死吴一林》(发表于《解放军文艺》2013年第11期)用主人公幻想的种种杀人方法作小标题,来划分不同的经历……即是说,文本毫不掩饰地呈现出作者丝丝入扣的匠心。

王甜是科班出身,又长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,在形式上她有强烈的学院派气息——因为专业,所以懂得。她知道如何科学化地布局,也明白该在哪里细致地雕琢。

那么问题来了:作者的思想目标是冷酷揭示生命本质、挖掘人性根源,这犹如一场血腥的战斗;而参与战斗时,她又裹上了精致、美丽如晚礼服的战袍,这是否可以视作形式对于思想的束缚?虽说形式与思想内容的相互作用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,但从目前的文本来看,王甜如要取得更大的突破,尚需胆气,打破过于端庄、过于周正的现状,以剑走偏锋的勇气与自信,迈向下一个创作高峰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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